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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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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局促陕北一隅，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，逐步改变了“抗日反蒋”
的路线，打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。
张学良是首推其功的。
对此，周恩来多年以后，曾深情地说过如下一段话：
“当年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，党内有争论。
张汉卿说：‘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’，主张联蒋抗日。
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，始终如一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加怀念他。”
自然，中国共产党改变“抗日反蒋”
的路线，还受着其他条件的制约。
例如，“两广事件”
爆发以后，两广地方实力派高举“反日”
的大旗，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决裂。
这不仅促使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明显改变，而且还使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。
南京当局企图利用共产党给南方实力派施加压力，还希望共产党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与国民党合作。
这等于放弃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
的国策。
与此同时，共产国际针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提出的“发动、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——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”
，于八月十五日致电中共中央，明确指出：“我们认为，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。
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，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，在现阶段，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。
此外，不可能左右开弓，既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，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。
同样，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。
要真正武装抗日，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。”
九月一日，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了《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》。
这标志着由“抗日反蒋”
路线向“逼蒋抗日”
过渡的完成。
随着时日的推移，诚如徐帅所云：“原来，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，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‘剿共’，已濒临‘流产’危局。
加之，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数万红军，在敌人重兵封锁下，缺衣少粮，难以过冬，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。
部队开动前，我党向张学良做了通报。
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，‘熬过一两个月’，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。”
这时的张学良处于举棋不定的境地。
换言之，是处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的矛盾抉择中。
对此，共产党人无从知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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